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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说舌头大了，就意味着麻醉作用已经显现。他就缓慢地起身，伸手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个病人的牙齿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对我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
我当时胆战心惊，自己还没怎么弄明白拔牙的全过程，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那个病人像是看着鳄鱼似的害怕地看着我，让我紧张的双手发抖。
在等待麻醉作用显现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枝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准备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的一排钳子，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我傻了，不知道应该用那一把？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起身上前两步，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读报纸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不敢去看病人瞪大的眼睛，我比他还要害怕。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已经松动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第三个病人的口腔里遇上的，我把牙根弄断在里面。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和手中的报纸，亲自来处理那根断在下骸骨里的牙根。挖牙根比拔牙麻烦多了，那一次沈师傅挖得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掉的牙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 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托拉斯〔trt，直译为“商业信托”，在此有合并的意思）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剂，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就会问一声：
“舌头大了没有？”
通常是两个病人同时回答：舌头大了。我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牙，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拔牙手艺的日渐精湛，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西方的记者总是好奇我此前的牙医经历，他们十分惊讶，我只是中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教育，直接就去给病人拔牙。我思忖很久，告诉他们： “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就是在农民中间选择有些文化的人，经过简单的医学指导，就让他们背上药箱成为了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医生，从医只是兼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赤裸双脚下到田里干活。当他们身边的农民们出现小的伤病时，他们可以立刻给予简单的治疗。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伤病，赤脚医生就会将病人送往医院。
我知道“赤脚医生”的回答不够准确，虽然我在医学知识方面和这些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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