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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h2>凌晨3时50分的昏死</h2>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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