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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b>钟：</b>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b>奥：</b>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b>钟：</b>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b>奥：</b>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b>钟：</b>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b>奥：</b>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b>钟：</b>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b>奥：</b>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在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b>钟：</b>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b>奥：</b>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晚上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b>钟：</b>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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