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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车从德黑兰南郊的一个贫穷街区经过。透过车窗，我可以看到很多家自行车和汽车修理铺。因为是星期五，所有店铺都关上了百叶窗。街上、人行道，甚至咖啡屋里都冷冷清清。此时我们把车开到一个空旷的大广场停下，广场修成了环形路的样子，是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那种广场。要进入我们左边的街道，我们必须先右拐，然后顺着环形路绕一圈。
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司机正在琢磨是不是直接左拐就算了。他两边都探视了一下，看看是否有别的车辆进入广场：他应该遵守法规吗？他是否应该动点脑筋，想办法绕过这法规，就像在人生任何时候碰到突如其来的挑战时，他所采取的思考方式一样呢？
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开车穿过伊斯坦布尔街道之际，也常常碰上同样的两难境地。在城市的主道上开车，我是一位模范司机（记者把这里的交通描述为“交通无政府状态”）。但是，只要驾驶着父亲的车子来到有着鹅卵石地面、空旷偏僻的街道时，我就会无视交通规则，简直为所欲为。深更半夜时坐在车里，在不顺道的环形广场耐心地等待交通灯变绿；在眼前没有任何车辆的情况下，遵守禁止左转的标识等于是在向权威低头，向一个对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毫无体谅之心的权威低头。在那时候，我们对严格按字面意义遵守法规的人不以为然，并认为只有缺乏大脑、想像力和毫无个性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你在没有车辆通过的十字路口，坐等红灯变成绿灯，那么你很可能就是那种挤牙膏非得从底部往上挤的人，以及那种不把整个标签说明书看完就不敢用药的人。我记得，我曾看过一本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杂志，里面有一幅漫画，它表现出我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鄙夷态度：在美洲的沙漠中心，有位孤单的司机正在等待绿灯出现。
现在，回想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我会觉得，对公路法规的鄙视似乎不仅仅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简单向往。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微妙的、对抗西方的民族主义形式。如果我们自己在一起，中间不夹杂陌生人，那么旧秩序仍然管用，我们还会玩以前的老花样。在60到70年代，我们手里握着的电话机松松垮垮，总少不了要用一颗钉子钉住关键部位让它不至于散架；或者，我们用拳头一通敲打，让没法修理的德国收音机又运转起来。每当此时，我们的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自豪。这样的绝技让我们感觉出自己与西方人的差异。西方人尊重技术与文化的规则，他们常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多么世俗，多么狡猾。
但是，此刻，我坐在德黑兰郊区这个广场的边缘，观察到司机在犹豫不决：他在考虑，到底是循规蹈矩，还是听从实用主义。这时，我可以说，这位司机——到此时我对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对做民族主义的宣言毫无兴趣。他的问题非常实际：因为我们急着赶路，所以绕着环岛跑一圈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很焦急地扫视各个通往环岛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如果草率决定的话，结局就是他可能会和另一辆车相撞。
此前一天，我们在交通的无政府状态下无法脱身，只能不可思议地看着一次又一次的拥堵。当时，这位司机向我抱怨说，在德黑兰没有人遵守规矩。即便他说话时面带微笑，但我们整天还是只能在车尾相接的路况中一边坐着等，一边看着许多家用培康车车身被撞瘪，里面的司机则互相高声辱骂。我们一直暗暗地在嘲笑他们，似乎我们是相信公路规则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而现在，我的司机正在犹豫他是否要违规转弯，我从他的微笑之下，感觉出一种焦虑。
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曾费尽力气从伊斯坦布尔的车流中穿过，那时，我有着同样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现在，我们的司机为了节省时间，考虑放弃法规能带给我们的好处和保护时，他也知道，他必须要独自作出决定。他必须迅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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