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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喜欢那种熙攘和赛场给我带来的感觉。排队买票的时候，卖肉丸子的小贩那里浓浓的暗蓝色烟雾，会飘到我的鼻孔里，渗进我的头发和夹克衫，直到我再也无法忍耐。于是，我和哥哥每人买一个腊肠三明治，说好回家后谁都不许泄密。那种腊肠被炭熏烤得像焦脆的肉皮，塞得半条面包里都是，还有一片洋葱。吃的时候，再喝上一杯艾兰酸奶饮料，感觉真是不错。
这种原料不明的腊肠和汉堡，不仅仅对我母亲，而且对所有中产阶级的母亲们来说，都是可怕之物。因此，小贩们叫卖蒜肠三明治的时候，总爱喊“艾佩克！艾佩克！”它指的是艾佩克奥格鲁牌蒜肠，非常有名，从不使用马肉或驴肉。自打出现了第一批小卖部，人们第一次站在它外面享受过三明治后，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人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被放映之前屏幕上出现的各类腊肠和法兰克福香肠公司的广告所包围，它们的产品都被用来制作三明治。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则这样的广告，它也可以算做第一部国产卡通短片：各类牛群涌入手动绞肉机的巨嘴里，每头牛都带着幸福快乐的表情，它们从天而降，对可以为人类服务感到非常愉快。但这是什么？不知怎么搞的，一头可爱的驴子，狡黠地笑着，也偷偷混进了从天而来的牛群中。驴子走进绞肉机的嘴里时，观众多少都有些不舒服。但就在它即将变成肉肠的一瞬间，一只大拳头出现在那张嘴里，一拳将其打飞。这时，一位女性的声音就会传来，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踏实”地购买某某品牌的蒜肠。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喜欢站在街头吃快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手头拮据或是没有其他选择，还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恰恰是想逃避那种“放心踏实”。有些伊斯兰传统，把对食物的观点与对母亲、女人以及某些极其私密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为了抛弃这传统，拥抱现代生活，成为一名城里人——你就必须要作好准备，并且情愿吃那些食物，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因为这种心甘情愿的行为，需要执着，甚至是勇敢，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无业游民、叛逆之徒，还有那些仅仅为了猎奇，就随时准备将任何食物塞进自己嘴中的蠢人们。这群人聚集在足球场入口处，在伊斯提克拉勒（Istiklâl）大街、公立学校和大学附近，还有城市中的贫民区；他们满心高兴地发现，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那感觉无异于冰箱和燃气炉等便利设备给人们带来的刺激）。1966年，土耳其－保加利亚足球比赛在加拉塔萨瑞（Galatasaray）的阿里·萨米焉（Ali Sami Yen）体育场进行。劣质露天看台的人们推推搡搡，拥挤不堪。一辆卖法兰克福肠的小贩推车起了火，火势迅速蔓延。我惊恐地看着刚刚还围在一起吃着香肠，等待比赛开始的人群，此刻就在我眼前躁动起来，从第二层跌落下来。他们在摔死的同时，还将他人压倒在地。
在脏乱、离家很远的街道上，吃那种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的食物，被看做是“摩登”和“开化”。尽管这似乎与家庭集体生活背道而驰，但我们几乎同时奉行了这一习惯，并仍能够找到办法，避免那种往往与现代化结伴而来的孤独的个人主义。70年代，对烤肉的狂热席卷了土耳其，迅速为其树立了一个新标准。在此之前，人们对肉比萨[1]还有过类似的狂热。它还有个好听点的名字，就是阿拉伯皮塔饼（Arab pita）。二十年后，我看见一家店铺将其称为“土耳其比萨”（Turkish pizza）（至于“pide”与“pizza”是否属于同源词，这个话题改天讨论）。使肉比萨占领了整个国家的，并非伊斯坦布尔的小卖部和烤肉串餐厅，而是那些小贩大军。他们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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