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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世纪末，这是20世纪的90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 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强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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