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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时我喜欢看亲戚，特别喜欢去看望叔伯们、姨婶们、远方的亲人、年长的亲戚和有地位的亲戚。我们的姨婶和年长的叔伯们一致约定，在假日期间的往来走访里，尽量对孩子们“好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给我们小孩——甜言蜜语、追忆往事、和悦的谈话——最终，他们也真做到了对孩子们好一些。但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却暗示着我们不愿相信的另一面：对别人好，原来是很费劲的事。今年，我再次听到那些童年的笑话，它们常常令我会回想起儿时的布谷鸟自鸣钟。我享受着假日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寂静、大快朵颐地品味那一成不变的土耳其快乐。这时，我感觉到一种邪恶的存在。让我试着来描述一下。这种邪恶，我认为，来源于绝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远亲，那些亲吻自己女儿的亲戚们，所有那些我童年时令人敬畏的英雄们，他们都曾一度把自己当做西方人，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失去了信仰。他们对西方感到气愤。
宰牲节本来完全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借此可以把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但是，在我整个童年的经验里，这个节日以及其他的伊斯兰节日都不是作为宗教传统来庆祝的，而是在庆祝西化和共和。在社会中上阶层，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大家都重视假日本身，而对用羊羔来祭祀则毫不关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1]做祭祀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假日，每个人都会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装。他们穿上夹克，打上领带，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风格围着一张大桌坐下，吃上一顿“西”餐。二十四岁时，我读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说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又有惊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惊，也绝非偶然。我的脑袋里就是装着这些印象而坐下来写《杰夫代特先生》这本书的。当我们看到别的作家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时，受到鼓舞的我们不但要去识读差异，还要描写，尤其是还要探讨差异。我在这本书里同时讲述着关于共和、西化的故事。我这第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样，为自己对西方毫无所知而焦急，就连那些保持着旧式群体精神、带有共同目标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欢这种群体精神和共同目标，但是我的亲戚们在表达他们对西方的渴望和兴趣时，所抱有的那种孩子气的天真，仍然让我心驰神往。然而，通过这些节假日的亲戚往来，我注意到，在那些对日常事务、报刊标题、年长亲戚所表露的愤怒而进行的讨论和追忆中（这是以平常谈话的方式自然进行的），有一种不安定因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正在遭受痛苦与愤怒，对自己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希望。
他们似乎在重新考虑西化的问题：以前盲目地相信西方启蒙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会误导我们轻视传统，偏离自己的历史！永别了，有着老式节假日聚餐的童年时代，同时随之一去不复返的还有人们的希望、天真和孩子气的好奇心。在那些想西化的人中有一种真诚的愿望：他们想了解怎样才能变成西方人。这种认为可以从西方学东西的信念，在那时非常强烈，而且整个情绪也很乐观。但到1998年我去探望亲戚时，却发现，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诅咒欧洲，无论是在电视机前悲惨嘟囔的年长亲戚们，还是他们那些如今已是富裕中年人的孩子——这些人是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土耳其的大部分财富，却喜欢去巴黎或者伦敦购物。欧洲以前让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现已不复存在。同样，我童年时人们去参加假日聚餐穿的夹克、领带也永远消失了，也许事情就该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有愤怒是真实的。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与欧盟的谈判，目睹了自己虽然费尽力气想做西方人，但西方却仍然不接受我们，明白了人家无非只是想左右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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