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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如今在杰弗生星期一跟其他工作日已经没啥区别了。街道铺上了柏油，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不断地砍伐两旁的树木——水橡、杨树、刺槐和榆树，腾出地方栽上了那些铁杆子，杆顶上还挂着一串串臃臃肿肿、阴森森、没有生气的葡萄。我们有了一家洗衣房，它每星期一早晨派出一辆辆颜色鲜艳的特制汽车挨家挨户地收集成包成包的衣服：整整一星期攒下的脏衣服就这样来到机警、烦躁的电动喇叭后边，像鬼影般地消失了，只听见车轮与沥青路面摩擦产生的裂帛般的声音，逐渐减弱，久久不息。甚至那些依旧按老方式给白人洗衣服的黑人妇女，如今也都用汽车取活儿送活儿了。
然而十五年前，逢到星期一早上，那灰土遍地、浓荫蔽天的宁静街道上便到处都是黑人洗衣妇。她们头上缠着头巾，安安稳稳地顶着用单子扎起的一捆一捆的衣裳，几乎有棉花包那么大，从白人家的厨房一直顶到“黑人坑”里小棚屋旁的发黑的洗衣盆边，手连扶都不扶一下。
南希总是先把衣包放到头上，再把她那顶冬夏不离身的黑色水手草帽搁到包上头。她个子挺高，颧骨突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缺牙的地方嘴有点瘪。有时我们陪她走上一段，穿过胡同，走过草场，跟着她瞧那稳稳当当的大包裹，还有那顶草帽，甚至当她在水渠那儿爬上爬下，或是弯腰从栅栏下面穿过去时，她的帽子都从不摇晃。她四肢着地爬过渠沟，头直挺挺地朝上抬着，然后站起身来接着走，衣服包像块岩石或像只气球似的四平八稳。
有时洗衣妇的男人会帮她们取送活儿，可是耶苏却从来没帮过南希，即使在爸爸还没禁止他来我家的时候，即使在迪尔西生了病，南希来我家做饭的那些日子里，他也从来没帮过她。
而且，逢到南希做饭，十天有五天我们得穿过胡同，上她家去催她快来做早饭。爸爸叫我们别跟耶苏打交道——耶苏是个矮个儿黑人，脸上有一条刀疤。于是我们在水渠边停下，朝南希家小屋扔石头，直到南希在门口露了面，头倚在门边，身上一丝不挂。
“你们干吗砸我家房子？”南希说，“你们这些小鬼头要做啥？”
“爸爸说叫你快去做早饭。”凯蒂说，“爸爸说你这会儿就得去，已经晚了半个钟头了。”
“我可没想做早饭的事，”南希说，“我得先睡醒觉再说。”
“我敢说你醉了，”杰生说，“爸爸说你醉了。是吗，南希？”
“谁说我醉了？”南希说，“我得先睡够觉，我顾不上想早饭的事儿。”
于是，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就不再扔石头，掉头回家去了。等南希最后来了，时间已经太晚，连我上学都耽误了。因此我们一直认为她在喝酒，直到那天她又被抓起来，带往监狱，半路从斯托瓦尔先生身边走过。他是银行出纳，浸礼派教会的执事。这时南希开口说：
“你多会儿付给我钱，白人？你多会儿付钱呀，白人，你可有三次一分钱也没给了……”斯托瓦尔先生把她打倒在地，可她仍不停地说，“白人，你多会儿给钱呀？你可有三次……”斯托瓦尔先生用鞋跟朝她嘴上踹了一脚，随后警官拉住了他，南希躺在街上，笑着。她转过头，啐出嘴里的血沫和断牙什么的，说道：“他已经整整有三次一分钱没给我了。”
这就是她被打掉牙的经过。那天人们整天都在谈论南希和斯托瓦尔先生，而且当天晚上路过监狱的人整夜都能听见南希唱歌和号叫。人们能瞅见她的手扒着窗上的铁栏杆，不少人在栅栏前停了下来，听她叫喊，听看守怎样想法子制止她。南希一直号到天快亮时方才停下来，这时看守听见楼上有撞击声和摩擦声。他上了楼，发现南希在窗口的铁栏杆上上吊了。他说那是可卡因，不是威士忌，因为，一个黑人要不是满肚子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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