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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七岁以后，孩子逐渐独立了，我自己的比重就相对增加。
事实上，他们需要你的，也就那么短短的甜蜜的几年，对吧？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女人无法发挥自我，也剥夺了男人体验养儿育女的幸福。男人只管在外“打拼”，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大陷阱，他们的寿命都比女人短，不是吗？
十二、去年您于三本新书的发表会上提及，期望落于“历史谷底”的台湾，亦应有一批具理想主义的良知者再重于未来使力，然而，如何避免如您在专栏中所描述“李昂症候群”的关怀，无奈、厌倦？
三少四壮集中，您和南方朔皆有勇于面对历史的深思与批判。期望看到您们的对话。（台中，柯应平）
答：理想主义的波峰是一定会再来的，人的颓废和他的激昂总是此起彼落的。我其实比许多住在台湾的人要乐观；在外面看世界，你看看俄罗斯和车臣，看看民不聊生的波士尼亚，看看动荡不安的南美，其实台湾的发展还真不错。在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接之际，我们其实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恐怖分子的兴起，这种成就不能等闲视之。
至于理想主义者的疲倦感，其实也很正常。台湾社会急剧变型，其中的人卯足了力气，不像已开放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可以轻轻松松慢吞吞地来。力气用得多，当然容易疲倦。可是一点一滴使制度渐渐形成，下一代人就不必像这一代人那样拼命。（现在的理想主义者仅止于疲倦而已，想想看，他的上一代，努力一点就可能会坐牢，得精神分裂呢！）
南方朔嘛……您不觉得我的文章比他的好看吗？他太多学问了，我怕他。
十三、《野火》十年后的你，是否对台湾的关心层次提高？或是容忍性随年龄改变了？例如小学生在马路上与车争道而人行道上早被占满了。清洁队员用太多的人力替广告公司拆除看板。这些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乱象，似乎已不是你关心的话题了，但对我们却有切肤之痛。而您的野火一点，比投诉任何政府或民意代表都要有效多了。台湾的国际地位、统独问题对我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天天要去面对的。（土城，吕荣乐）
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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