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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儿时认识的一个妇女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的太太（二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那些日子一直坚持记日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妈妈在轰炸时有时坐在走廊角落的地板上，把笔记本放在膝头，笔记本下还垫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在写着什么，全然不顾炮弹爆炸、迫击炮轰鸣和机关枪扫射，对于终日住在我们黑暗、臭烘烘的“潜水艇”里的同住者之间的争吵充耳不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漠然对待先知耶利米充满宿命色彩的叨咕、约瑟夫伯伯的哀叹，以及一个老太太（她的哑巴女儿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她换掉湿尿布）宛如婴儿般的刺耳哭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母亲在写些什么，我没有拿到她的笔记本。也许她在自杀前将其全部焚烧了，连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里读到：
1948年2月24日
我疲倦……如此疲倦……储藏室里满是死伤者的物品……几乎无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无人认领，物品的主人遭到杀戮，或者受伤躺在医院里。一个头和胳膊都有伤但可以走路的人来到这里。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找到她的外衣、照片和内衣……当初怀着爱与生存之乐购买这些物品，而今它们却被堆在了地下室……一个年轻的小伙子，G.前来寻找他的物品。在本—耶胡达大街的汽车爆炸事件中，他失去了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之所以得以逃脱，是因为那天夜里没在家睡觉，他在值班……顺便说一句：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物品，而是照片。他在幸存下来的数百张照片里，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庭照。
1948年4月14日
今天早晨宣布……凭煤油本（户主本）上的一张配给券，每家可以在指定肉商那里领到四分之一只鸡。一些邻居让我替他们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排队，而他们还得工作，排不了队。我的儿子约尼提出，在上学之前替我去站队，但我跟他说我自己去。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便去了盖乌拉街，肉铺就在那里。差一刻八点，我赶到那里，看到五六百人站在那里排队。
据说很多人夜里三四点钟就已经赶到，因为风传头天就要发鸡。我不想排队，但是我答应邻居们把配给给他们领回去，我不愿意空手回家。我决定像别人一样“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排队时，我得知，从昨天起一直传播的“谣言”得到了证实：是的，百十名犹太人昨天在谢赫贾拉被活活烧死。他们本是被护送前往哈达萨医院和大学的。百十个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医生和护士、工作人员和学生、职员和病人。
简直难以置信。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犹太人，但是当这成百人在只有一公里之隔的地方濒临死亡时，却无人相救……他们说：英国人不让。要是这样恐怖的事件就在你眼前发生，四分之一只鸡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人们耐住性子排队。不断闯入你耳际的是：“孩子越来越瘦……他们有几个月没尝到荤腥了……没有牛奶，没有蔬菜……”站六个小时很艰难，但是值得：孩子们就会有鸡汤喝了……谢赫贾拉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但是谁又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我们大家的是什么？死者已已，生者尚存……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幸运之星”抱着分给每家每户的四分之一只鸡回家了……葬礼终于结束……下午两点，我领到了自己的配给和邻居们的配给，我回家了。注
1948年4月13日，七十七位医护人员、教授和学生遭到屠杀，许多人被活活烧死，父亲本来是要和那个护送队一起上守望山的。民族卫士总部，抑或他在国立图书馆的上级，命他去把地下室的某个书库锁上，因为守望山已被与城市隔绝。但就在动身的头天晚上，他发高烧，医生坚决禁止他下床。（他近视眼，人又单薄，每次发烧，他眼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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