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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门口不能停放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么能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对不起。”黄说：“没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
1947年，白崇禧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住在雍园。一次，他要手下查查住处周边的情况，这一查，吓了他一跳，他的四邻住着：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和他对窗而隔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情报人员，此外还有一家日本人，是蒋介石雇用的特务。白说：“这帮人惹不起，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
宋美龄在上海有一幢陪嫁的房子，位于贾尔业爱路。这房子原为一外国人所有，后被宋家买下，在上海不算是顶级洋房。正房约四开间宽，纵深很大。楼下是一个大客厅，容40人不挤，可以放电影。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曾在这里主持放过一部美国电影，观众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孔家的子女和少数侍从人员。
室外的花园面积约是建筑面积的三倍，有一条三米宽的小溪穿过草坪。灌木丛中有假山坐落，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令人不觉身处闹市。室内除沙发、茶几、桌椅等家具外，墙上挂的四帧八大山人的花鸟条幅尤其引人注目。
蒋介石总共来这里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不过两个月。宋美龄则时不时地来住上一段，整理整理私宅，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之乐。
1931年，宋美龄在南京中山门外小红山看中一块坡地，计划盖一所大屋顶的西式住宅，有地下室，有平台，建成后定居于此。南京市公务局长赵子游主持建造，多位设计师拿出几套方案，宋美龄一再提出修改意见。施工期间，室内装饰、浴室颜色、阳台设计等多次改动，不断拆建。南京市长魏道明请来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绘室内墙壁的装饰画。卧室、餐厅、办公室等大小房间的设计和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亲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实施，又一再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黄绿相间的颜色，后又改为一律蓝色，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这房子改来改去，直至抗战爆发都没能竣工。胜利后虽终于完工，却事过境迁，宋美龄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钱大钧曾是蒋介石的亲信，当了多年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钱出任上海市长。他在上海的官邸极其豪华宽敞，据说汽车进了院子要开15分钟方到住所。有人将此密报蒋介石，蒋听后很反感，钱随即失宠，不久去职。
女作家石评梅离开北大后，住在一个破庙的南屋，人称“荒斋”。经她一布置，这间陋室便显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桩，嵌在镜框里的李清照画像，荣宝斋的诗笺，古玩店的小摆设以及两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绪后，石评梅满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命其屋名为“梅窠”。后来，高君宇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
郁达夫一度过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结婚后，住所正对着一片空地。王映霞说：“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她想盖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再给郁达夫盖三间书房。恰巧有人替他们代付1700元买下这块地，最后欠债4000元盖起这个“风雨茅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寓所。重庆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访客到这里，先要上七八十级土台阶。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是，客人进屋后，还得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实秋说，“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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