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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中国之史学,始于《史记》。
后世修秦、汉史,无不以《史记》为据。
鲁迅曰《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是自相矛盾显然。《史记》史乎?文学乎?若言《史记》是文学色彩一流的历史,问题仍在,因为“文学”之概念,不仅体现于辞藻应用水平,更体现于虚构能力;而“史”以掺杂虚构为大忌。
在鲁迅之前,尚无人用“文学”二字评价《史记》;对其评价,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风”“文韵”之词;总之是修辞方面的欣赏,而这无关“史”之宗旨。
鲁迅一用“文学”二字,使原本“莫须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这是鲁迅没想到的。
偏偏,顾颉刚又发表了他的史论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之史,是“层累地造出的”——一个“造”字,史界为之大哗。这等于对《史记》也公开了自己的几分不以为然,致使对《史记》作出高度正面评价的鲁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绝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对立至极。
《史记》首先可视为史,这一点应予肯定。司马迁是严肃修史的史官,呕心沥血、索据煞费苦心,自己编造的成分几可说无。何况,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图书馆长”,周时的“官方”藏书虽遭春秋战国之兵燹,却有一部分流于民间,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时既有官方图书馆,推断起来,当也必有记史制度,故民间史书资料在焉。后又经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尽量焚书,焚不掉的是民间及儒林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司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间口口相传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拥有的典籍相对照,本着去伪求真的态度予以整理,估计大体如实。而且,要么没有《史记》,有便只能是那么产生的《史记》。
但关于黄帝、炎帝及尧、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来以民间传说界定。民间传说与神话有别——神话必有神的出现;若言黄帝大战炎帝有神话色彩,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三帝则基本上是去神话色彩,仿佛现实中人的帝形象。当然,民间关于他们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少,司马氏未记入史,证明他的修史观是没被误导的。
尧、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宁肯信其有的。却也觉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学化了。如记舜帝之为人民服务的躹躬尽瘁,言其“三绾湿发”而出门礼迎上访群众;言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说笔法之疑。“三”为实数,为什么不是一两次或四五次,而明确地记为“三”次呢?怎么就能证明肯定是“三”次呢?若仅记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劳模,这我倒很愿意信。但他们的美德都与“三”发生了实数关系,便容易存疑于世了。
似乎是从《史记》之后,“三”成了中国的一种文字现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缄其口”“三长两短”“三言两语”“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在这样一些词句中,“三”是虚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词句中,“三”又是实数,如《三字经》“三皇五帝”“三山五岳”“三纲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庄”。
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数字,一种情况下是实数,一种情况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现象中是不会发生的——“3”就是“3”,不是“2.9”,也不是“3.1”。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样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应用效果更精准。倘继续以中文数字“三”来应用,中国的数字科学是无法发展的。
再回到“3”,许多别国避讳“3”,主要是宗教影响的原因——宇宙分三界:天堂、人间、地狱。地狱在“3”级,自然与一切不好之事相关联。而中国人每以“三”来形容,乃因“三”在虚指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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