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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杨迟像是孤儿院里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小板凳上。时光荏苒，我们没有长大，还坐着。老杨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理想国，又叫伊甸园，又叫共产主义，连说带比画给我看，我陷入了痴呆。这种幻想使我可以跳过凄怆而自恋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进入青年期。有阅历的人都知道，故事无法细说从头，故事只能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开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厂倒三班到第三年，当时混得已经不错了，每天吃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还带一个女徒弟，刚从职校毕业的，长得那叫一个难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热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来，滚水溅在脚上，成了工伤，我就再也不让她干活了，每天工作间隙看看她哭丧的脸，以便解闷。
除了上班，我还去夜大学上课，学的是会计。上课时间和我的中班有点冲突，我就让女徒弟去学校顶缸，点卯时候答应一声，再替我做点课堂笔记。车间主任知道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鼻子骂，说女徒弟不是我的私产，不可以让她干私活，最多只能私下里干她。我很生气，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车间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重，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难，双眼凸出，好像要给我做Blow Job。美国军队里经常有这种场面，不过他们等级森严，按理应该是我跪下给主任干这个。
我听见周围一片叫好，心里得意，但眼前的车间主任纹丝没动。猛然反应过来，这个主任不是知识分子，他从工人升上来的，有六块龟壳一样的腹肌，比我猛。我后悔了半秒钟，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梁上，酸痛麻震一起涌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股鼻血同时蹿了出来。
照常理，那会儿我就应该把鼻血抹在脸上，然后满地打滚，像个正牌的流氓。可惜我太年轻，要面子，做不出这种动作。我跳起来满处找凶器，有个看热闹的工人把手里的榔头塞给了我，车间主任夺路而逃，我在后面举着榔头猛追他，一边追一边从棉袄的缝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们顺着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车间主任，他已经爬到烟囱上去了，我举着榔头在下面发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卫科和医务室同时把我架走。后来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车间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还劳教，但我满脸开花显得吃亏更大些。厂里说，不劳教了，你下岗吧。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政策，但我也没办法，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我不乐意领受这个，递了一张辞职书就走了。
我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认识一千个，个个都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无处可去，回到住了十几年的农药新村。我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没什么大本事，下岗风潮刚起来的时候他就因恐惧而提前退休。这之前，我们家掏出一大半的存款，买下了居住长达十五年的两室户，它本来是单位里分配的房子，每个月交点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爸觉得他要是挂了我会被农药厂赶到大街上去睡，正赶上房产改革，乐滋滋地买下了这套墙歪窗裂的房子，于是我也可以在这里住到死了。
作为长达十五年的邻居和发小，杨迟那时正在上海的化工学院读大学，暑假回来，他问我：“怎么新村里这么热闹？”我说好多下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楼道口争论人生的意义呢，能不热闹吗？
这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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