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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部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大学》中提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全部政治理想的基础思想。它说：“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反过来，此书又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命题。
这个在逻辑上未必经得住推敲的命题却为许多代的中国士人所信奉。修、齐、治、平，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个人是高度受重视的。至于个人的正当利益，却少有论述。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提出“义利之辩”，他轻视“利益”的观念，而强调“道义”是高于一切的，儒家还提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命题，认为为了道义原则而牺牲生命是最崇高光荣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修齐治平”的理论人们讲得少了，共产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更侧重的是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家庭的重视却是一直很少变化的。中国古典的八种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前两种就是专门讲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儒家学说首先不是人权的学说而是人的义务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存在与他人，特别是与自己的亲属的伦理关系的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应的义务；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义务，这个社会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将是灾难。甚至婚姻的基础也不是爱情，而是伦理义务。在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中，强壮而有活力的主人公被强迫和他所不爱的女人成婚，理由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和他幼小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一个能劳动的女人来操持家务。当主人公拒绝这桩婚姻时，他的父亲和弟妹全都跪在他的面前，向他哀求，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桩婚姻。中国历史上确有过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世人以拥有这样的家庭和大量的子孙后裔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一般人也强调家庭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者，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不仅在社会集团中受到批判斗争孤立，而且在家庭中也处境不妙才走上了绝路的。至今，一个独身者仍然会受到过多的关心和忠告，会有许多人帮助他或她寻找婚姻伴侣。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在人民革命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领导这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论”，认为人的归属首先是阶级，其次才是家庭。党提倡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反动地主家庭的人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多有革命者检举自己的家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情况，这种行为受到表彰和肯定。
现在的计划生育大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独生子女被称为家中的小太阳，有许多家庭孩子处于家中的特权地位。
近年来这些情况开始有些变化，独身者、不结婚而与异性同居者、结婚而不要孩子者，在大城市逐渐多了起来，但在整个人口中，他（她）们只占极少数。
在中文中，国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国家一词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并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国，国的概念还与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对国与君的忠诚被视为极大的美德。但中国又屡屡发生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背叛、变节、归顺新主子的故事，这里常常发生政治道德政治价值上的悖论。从孔子治《春秋》时起，哲人们就致力于以说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价值论点来说明历史的变革。然而，这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大大加强了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色调。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压迫、拯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最富有动员力的政治主题。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历史发展中，少有多元制衡的观念与实践。适应着大一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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