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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一篇关于日丹诺夫的文章，觉得写得不理想。想起了最近在《收获》等杂志上读到的李辉写姚文元、丁玲、周扬、沈从文以及梁漱溟的文章。李老弟台虽然年轻，无法亲临其境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是他既能以今天前进了的眼光解剖旧事，又能体贴入微地进入彼情彼境，即使对于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也尽可能地去体味他的逻辑，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而不是仅仅口诛笔伐一番。他的这一类文章人情人理，有情有义，揣摩勾画，栩栩如生。一个年轻人写上一辈、上两辈的事而能这样善于体察模拟，形象与理性思维并举，着实难能也。
遗憾的是，我写不成李辉文章的那个样子。我与日丹诺夫是太陌生了。我与日丹诺夫现象、日丹诺夫模式又是太熟悉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民革命凯歌先进的年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节节胜利而资本主义捉襟见肘的年代。现在见到西方一些有一点年纪的作家学者，他们回忆起五十年代的全世界“左”倾潮流，仍然向往亦感叹不已。用全盘否定乃至侮辱性的语言讲述苏联的一切，只能说是愚昧无知。
一九四六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日丹诺夫以他的强硬铁腕，以他的浩然正气，更是以他的权力背景——革命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以泰山压顶之势对苏联的文艺家搞了一次大批判、大整风。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已经追求进步，叫作党的地下组织的一名“进步关系”。当时，从白区报刊的报道（包括西方通讯社报道的译文）中以及从党的系统提供的“正面资料”中，都得知了日氏整顿苏联文艺界的消息。虽不知其详，仍感震惊。一九四八年我入党，后一年北平解放，更多地听到了日氏水平多么高、党性多么强的议论，只觉得是五体投地，匍匐致敬。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悖论，或者用海外的说法叫作“吊诡”。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因而听说联共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猛批苏联的文艺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些痛苦。只不过痛苦很少而崇拜很多，更绝对不会想到日丹诺夫也可能不对。
为什么崇拜，为什么坚信不疑？那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好，中国人民革命也好，它都有一种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正义性。我们代表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用俄式说法叫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用中式说法叫作苦大仇深。第二，我们的一切行动不但具有一种正义性而且具有一种复仇性，叫作讨回血债，叫作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想一想千百年以来，劳动人民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文学与艺术统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盘踞，如今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一些个臭知识分子还不老实，还不卖块儿赎罪，还在那儿讽刺挖苦，或者还在那儿无病呻吟，哭天抹泪……想到这里岂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劈头盖脸地批你一通，还算是便宜了你！第三，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是的，当革命与反革命正在拼刺刀的时候，当革命浑身血迹地在反革命屠刀下面挣扎着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还搞什么幽默？抒情？讽刺？个人？艺术？象牙之塔？让资产阶级臭气熏天的货色滚开！让资产阶级艺术家们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向隅而泣去吧！
是的，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全世界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带来了严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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