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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关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将离开新闻编辑部的预测完全是基于传闻，但即使传闻在《纽约时报》社也有一种特殊的效力。一个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是世界上最爱打听消息的人，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能观察到一系列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这里听到点儿声音，那里看到点儿手势，形式上稍稍的改变——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结论。因为编辑部庞大，总有些人无所事事，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猜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宽大开放的新闻编辑部里，或者在相邻的丹尼尔的小办公室里，总会有各种让人产生兴趣的事情要么发生，要么受人注视，这意味着任何频繁出入丹尼尔办公室的人——包括丹尼尔本人——都会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尽管关于索尔兹伯里将被“踢到楼上”的传闻经久不散，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平静地坐在桌旁，给一个共产党朋友写信，这位朋友也许能够帮他弄到去北越的签证。对北越局势进行报道，是索尔兹伯里非常感兴趣的。迄今为止，由于无法弄到签证，还没有哪个美国记者能够进行这种大报道。而来自南越的报道，往往是些重复的陈词滥调，西贡已经成了记者趋之若鹜的首都，是许多美国女演员和政客们希望通过真诚的关心而扩大个人知名度的舞台，来自那里的电视报道正在越来越离奇：一个年轻的时事评论员，手持麦克风，站在丛林里描述战争的场面，同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枪声不断，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从电视屏幕前走过，不看镜头。但北越还并未受到过美国通迅的侵袭，而索尔兹伯里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潜入这种禁区进行报道的大师。
他不停地给国内和世界上的几百名有影响的人物——外交官、执政者、银行家、宣传家——发电报、打电话、写信，激发他们的虚荣心，寻求他们帮助，偶尔地使自己的行动适应这些人认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有利时机。1957年，索尔兹伯里曾设法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自1950年以来就禁止《纽约时报》记者入境。他还获准进入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根本没有美国记者来过。（索尔兹伯里后来曾给一位在这次访问中给他以很大帮助的阿尔巴尼亚人寄过一张圣诞节贺卡，但从此之后就再没有那个人的音讯和踪影了。）1959年，索尔兹伯里获准进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只有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到过这里。当年他还重回苏联，此前五年苏联曾禁止他入境，因为他在1954年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扬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写了令米高扬感到非常高兴的报道，米高扬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就给索尔兹伯里发了新签证，这样索尔兹伯里就可以再回苏联了。后来，索尔兹伯里到达苏联后，在一天晚上举行的招待会上正和米高扬谈话，忽然房间对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米高扬先生，当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谈话。这个人曾写文章诋毁苏联。”索尔兹伯里像米高扬一样，吃惊地扭过头看他。这个人是负责新闻部门的苏联外交官，他走过来，重复了刚才的话，场面一下子尴尬沉默下来。于是，米高扬平静地说，他知道索尔兹伯里是谁，还说在他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索尔兹伯里一直在努力争取能到北越采访。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沿着中国的边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内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愿。8月，他回到了纽约，仍尽他作为主编助理的义务，但继续进行私下的活动，给他认为对北越有影响的人物发电报、写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国人诺曼·莫里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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