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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调门不一定是好事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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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说他们选总统是“从两个坏人当中选一个不是太坏的”。除去幽默,这是典型的低调。这当然是对美式民主的一种讽刺,也是自嘲,倒也是面对现实。

如果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圣贤,一个是痞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白痴;一个是救星,一个是魔鬼,那就可以进行高调选择了。对于前者,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持、维护、服膺,乃至为之流血牺牲,肝脑涂地;对于后者,我们应该一脚踢开,全部干净彻底消除,乃至拉出手榴弹的弦,抱上他与之同归于尽。

也就是说,当是非特别分明,斗争特别尖锐,选择特别严峻的时候,该有多么高的调子,不能含糊。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杨靖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有在宗教裁判面前坚持地球仍在转动的伽利略……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革命家、仁人志士,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艺术家,舍己救人的英雄,誓死不降的烈士直至宗教家苦行僧,他们的精神是高昂的,他们的事迹是壮烈的。有了他们,才有历史的前进和社会与思想学问的进步,才有人类的今天。

但是世界上的选择包括非常重大的选择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坚定的左派”与“走资派”的斗争,一些被我们内行地与骄傲地称为“论战”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大是大非”的理论,历次政治运动中先行的大批判,包括一些文坛上的笔墨官司,都曾经派上了极高极高——最高最高的调门。很可惜,这种高调少有能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

毛主席论述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比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调子低了许多。我们现在处理内部矛盾又积累了许多的新经验,例如不搞无谓的争论,强调疏导和化解矛盾,淡化处理某些问题,等等,调门都不算高,但是很有效,保证了稳定,保证了经济建设,有利于国泰民安。如此这般,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调门才能上得去。

中国传统上也有讲低调选择的。如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这样的命题承认了许多事物的相对性,而事实上也承认了兼利全利与绝对无害无虞的往往不大可能。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成熟的智慧。愈是机会主义者,至少是某种幼稚病患者,愈要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有时候会出现自己也不打算实行的不近情理的超高调,这种超高调常常是幼稚者与野心家的合资公司制造出来的。毛主席反感的一种文风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主席早就指出,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而不是靠吓人吃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高调还是低调呢?欲行千里,其调不低。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九霄云外,其调不高。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俗语也是如此。以水穿石,以绳锯木,显然是低调。能穿石,能断木,却不妨看作壮志凌云。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命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高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又强调不能一味唱高调——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超英、五年超美或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之类。

影片《苏菲的选择》描写波兰女人苏菲被送入集中营后,法西斯军官强迫她在自己的一子一女中选一人留下,另一人则送去被消灭。与两个孩子同时被杀相较,留下一个孩子,当然是两害中的轻者。但在选择究竟留哪个舍哪个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太残酷了。因为失去这一个孩子与那一个孩子的轻重是无法权衡的。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也能告诉我们,低调选择常常是被迫的结果,是无奈的表现,不一定是被法西斯所迫,更多的是被客观条件所限制。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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