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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才能穿越文学和政治的迷宫，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最终说来，萨特是一个“有用的”向导。
我们必须具有可爱的天真，这样才能对自己和中心的距离保持持续的觉知，才能讨论灵感的构成，并找到将其他作家的发现为己所用的有效途径。而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说法，萨特身上没有一点天真或无辜。巴尔加斯·略萨自己那可爱的天真不仅在他的小说里有所反映，而且在他的评论、随笔和其他作品里都随处可见。
他总是很投入，从不把自己置身事外，不论是写他儿子参与拉斯特法里派的活动，还是展现一幅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派分子的生动图景，抑或是描述1992年的世界杯比赛。他对加缪的评价特别友善。他记得自己年轻时断断续续读过加缪的书，而当时萨特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多年过去了，有一回，他从利马的一次恐怖袭击里幸免于难，之后便读了加缪有关历史和暴力的长篇论文《反叛者》（The Rebel），从此对加缪的喜爱超过了萨特。不过，他仍然赞扬萨特的文章能切入问题的本质，而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文章，也正有此特点。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萨特是个伤脑筋的人物，甚至是个父亲式的人物。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对萨特产生过很大影响，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他同样也是个重要的人物。略萨赞扬帕索斯拒绝廉价的伤感、勇于就新叙事形式进行实验。像萨特一样，巴尔加斯·略萨也采用了拼贴、并置、蒙太奇、剪拼，还有其他类似的叙事手法，来构建管弦乐般和谐的小说。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赞扬了多丽丝·莱辛，称她是萨特意义上的那种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政治倾向”小说要全力表现所处时代的争端、传说和暴行，而他自己早期的左派小说就是该类小说的典范之作。我们在这些早期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想像丰富、顽皮有趣的左派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在所有作家中，包括乔伊斯、海明威和巴塔耶（Bataille）等，最让他感激不尽的是福克纳。巴尔加斯·略萨对《圣殿》（Santuary）的某些特点加以赞美，例如场景并置和时间跳跃，而这些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着更伟大的表现。在《安第斯谋杀案》（Death in the Andes）里，他就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以下手法——对声音、故事和对话果断地进行交叉剪接。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安第斯那些荒凉、濒临消亡的小城镇中，发生在空旷的山谷里、矿床上、山路上以及荒弃的田野里。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调查一系列可能由谋杀引起的失踪。看过巴尔加斯·略萨其他一些小说的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调查员利图玛下士和从事同样工作的民事警察托马斯·克雷诺，都非常熟悉。这两人奔走在山间，盘问各种嫌疑人员，彼此诉说自己以往的爱情故事，同时还要警惕毛主义光明之路游击队的伏击。他们在路上碰到的人，那些人讲的故事，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个人过往，无疑是一幅巨大的生动画面，勾勒出当时处于苦难中的秘鲁。
当然，最后的证据表明，凶杀嫌犯是光明之路游击队员和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卖部，他们表演一些奇怪的节目，让人联想到印加风俗。光明之路游击队在当地的冷酷政治谋杀被披露出来，古印加祭祀礼仪的证据也得以确证，之后，小说气氛逐渐地越变越黑暗。吹过安提斯荒蛮地带的，是一阵非理性的强风。在书中，死亡无处不在——在秘鲁的贫困中、在游击战的严酷现实里、在普遍的绝望中。
但是，读者会很迷惑：难道巴尔加斯·略萨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已经变得不知所措？他似乎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回归本土去研究它的非理性、暴行、启蒙前的价值观和各种礼仪。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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