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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我从云南回来，写了一篇《杨慎在保山》，引《康熙通志》：
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慎不得已，至滇，则昺以墨败；然慎不能归，病寓禅寺以殁。
乍一看，觉得很新鲜。用银链子把一个曾经中过状元的绝代才子锁回来，可能是一种特殊待遇。如果允许他穿了大红官衣，戴甩发，那“扮相”是很美的。后来一想，王昺是“俗戾人”，干不出这样的韵事。我于是断定：“银铛”的“银”，是个误刻的错字。“银”当作“锒”。那么，杨升庵还是被用铁链子锁回云南的。七十多岁的老人，铁索锒铛，一步一步，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走着，惨！
近阅《升庵诗话》“锒铛”条云：
《后汉书》：“崔烈以锒铛锁”。锒铛，大锁也。今多讹作金银之银，至有“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之句（按，此不知何人诗）。其传讹习舛如此。
读后哑然。想不到升庵这一条小考证，后来竟应在自己的身上。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竟至被人“以锒铛锁来滇”；更没有想到志书上把“锒铛”误为“银铛”。造化如小儿，真能恶作剧！
我到保山，曾希望找到一点升庵的遗迹，但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王昶《滇行日录》曰：
访杨升庵谪居故址，为今甲仗库。入视之，有楼三楹，坏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三春柳律句，庭前有桃数株。
王昶是乾隆时人，距升庵也不过二百五十年左右，其时已荒败如此，今天升庵遗迹荡然，是不足怪的。所堪庆幸的是，保山保存关于杨升庵的文字资料还不少，保山人对升庵是很有感情的。
遗址不能寻觅，是不是可以择一好风景的地方给升庵盖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再小一点，叫做纪念室也可以。保山尽多佳山水，难道不能容升庵一席之地么？
升庵著作甚多，据云有七十种。这些著作大都雕印过。是不是可以搜集到两个全份，一份存新都升庵祠，一份存保山？
对于王昺，我觉得也可以整出一份材料，并且也可以给他辟一个纪念馆。馆内陈列，一概依从王昺的观点，不置可否。一个人迫害知识分子，总有他的道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