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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来到此地的人来说，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是什么样子？一个听觉敏感的年轻女士，操一口从塔勒布特学校书本上学来的高雅希伯来语，对于语言学上的纤细韵律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在她听来，希伯来口语会是什么样子？我年轻的母亲，对沙丘，对橘园中的电动抽水机，对岩石嶙峋的山坡，对现场考古旅行，对《圣经》遗迹和第二圣殿时期的遗迹，对报纸标题，对合作社的每日产品，对干涸的河床，对热浪，对高墙环绕的女修道院的圆顶，对陶罐里倒出的冰凉的清水，对响起手风琴和口琴音乐的文化之夜，对身穿卡其布短裤的合作社司机、说英语的声音、国家统治者的语言、漆黑一片的果园、宣礼塔、运输建筑沙子的骆驼身上的驼铃、希伯来警卫、基布兹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拓荒者、头戴破帽子的建筑工人，是什么反应？对于展开暴风雨般争论的夜晚、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求爱、星期六下午的远足、党派政治的热情、各种地下组织及其同情人士的秘密阴谋、不时被胡狼嚎叫和远方战火打破宁静的湛蓝色夜晚，她是反感，还是被深深吸引？
等到我到了母亲能够为我讲述她的童年、讲述她早期到达这片土地上经历的年龄，她的脑子已想着别处，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她在床上给我讲的故事里，主人公尽是巨人、精灵、巫婆、农夫的妻子和磨坊主的女儿、森林深处的演员棚屋。她若是讲述过去，讲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泼妇普利马，某种苦涩与绝望就会悄悄进入她的声音中，那是某种充满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讽刺，某种压抑着的嘲讽，某种对我来说太复杂或说太朦胧而无法捕捉的东西，某种挑衅和窘迫。
或者正因为如此，我不喜欢她讲述这些事情，乞求她给我讲些简单的和我接近的故事，如马特维水泵和他六个着魔的妻子，或者死去的骑马人，但他的骨骼穿盔甲戴耀眼马刺继续穿越大陆和城市。
关于我妈妈抵达海法，她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最初的日子，我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还是把你交给索妮娅姨妈，让她讲述她为何到此，怎样到此，她希望找到什么，又真正找到了什么。
在塔勒布特学校，我们不仅学习读写和说一口漂亮的希伯来语——我后来的生活已经把它给毁了——而且学习《圣经》与《密西拿》和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还学习生物、波兰文学和历史、文艺复兴艺术和欧洲史。更重要的，我们学到，在地平线升起的地方，在河流和森林的那一边，有一片土地，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去往那里，因为欧洲犹太人，至少东欧犹太人的日子已经朝不保夕了。
我们父母一代比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时不我待。即便那些赚钱的人，像我们的父亲，或那些在罗夫诺建造现代化工厂或投身于医药事业、法律或者机械工程的人，那些和当地权力机构和知识分子阶层建立了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也都感觉到我们正生活在火山上。另一方面，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有些令人作呕，就像有人咬了一口臭鱼，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他们不想当着凡尔赛协约国的面置身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氛围中，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联盟面前把我们给吐出来。在20年代，波兰人仍旧有一些羞耻，他们热衷于摆出一副良好的姿态，就像一个醉汉试图直立行走，这样就没有人看出他在来回摆动。他们依然希望表面上多多少少显得像其他国家，但是在背地里他们又压迫我们，令我们备受屈辱，于是我们渐渐都会去巴勒斯坦，他们就再也不会看见我们了。因此，他们甚至倾向于鼓励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办希伯来语学校，使用各种手段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主要是我们应滚到巴勒斯坦去，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
恐惧降临到每个犹太家庭，那恐惧几乎从来没有被谈起过，但它无意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像毒药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们毛骨悚然：也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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