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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舞台上，身穿花哨衣服的拉丁爵士乐队开始调试乐器。白天热得瘫痪的狗们也终于喘过一口气，这里那里跑跑颠颠。
这个时节无论市场还是副食品店统统关门，买食物要费一番辛劳，去超市也只有冷冻食品、干食品或罐头。头发长了想去理发店，转遍整个罗马城，一家都没找到。这个国家连理发店都休假三个星期。后来回东京，我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人说起，对方说他们连正月休息三天都觉得对不起人。若是意大利理发师傅听到这话，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
过了些时日，这样的夏天也结束了，人们渐渐返回城里，车也开始增多，转瞬之间大街小巷满是车辆，控告并排停车的喇叭声响彻街头——往常的罗马回来了。我从窗口看着如此街景，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好歹有了写小说的心思。一气写完短篇，搞了几桩翻译。一来二去，我们离开罗马的日期临近了，即将返回日本。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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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1]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2]和田中角荣[3]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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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4]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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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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