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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借助于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梵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工人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户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è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入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 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线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织工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弗拉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且普遍的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辞。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激进分子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鸿沟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越来越孤立；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越来越具有主导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波鸿（Bochum，1842年有4 200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 000名居民，1911年有5万—10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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