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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有心反蒋不假，但就算是反蒋，在他眼中也是一桩生意。当然这是一桩投资特别巨大，风险也特别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满钵满；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阎锡山时时都要权衡其中的损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样，毫无拥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领的做派，那就别说投资了，根本连声援的价值都没有。
冯玉祥这边，离谈拢也总差那么几步。当时在建安村与太原城之间奔走，极力鼓吹冯、阎联合倒蒋的，主要是李书城和王鸿一。李书城在唐生智倒蒋失败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冯、阎身上。王鸿一乃山东名士，平生喜谈王霸之术，讲起类似话题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二人为冯、阎设计的愿景是，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
应该说，阎锡山对这一框架基本还是认可的，但他却舍不得放弃冯玉祥这一筹码。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冯玉祥放在身边，至少可进行操纵，若纵虎归山，以后就难以控制了，特别是不能保证西北军不借机进行报复。
阎锡山不放冯玉祥，联手就无从谈起。被软禁中的冯玉祥对此又气又恨，但他知道现在还不到真正跟阎锡山翻脸的时候，只有先把阎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于和阎的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打倒了蒋，回过头再来收拾阎，就要容易多了。
为了把阎锡山拉下水，冯玉祥想到了要用一个人，定一条计。
<h2>仇则不共戴天</h2>
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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