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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定海土堡之法，在附近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垒。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谕令广东团练助防海口。
道光皇帝既然重视兵丁问题，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兵丁训练质量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他将重点放在了武器使用上，特别是对枪炮的使用，他要求士兵对枪炮要“施放有准”“尤贵精娴”，其他的例如刀剑、弓箭等也要熟习。对于军队的战术训练，他要求要有勇知方，了解攻守之方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道光皇帝特别提出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指挥上，要懂得战时兵力如何分布、如何会合、如何抄袭、后方如何策应、埋伏时如何出其不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要精心演练。
为了让兵丁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道光皇帝提出了一种战法，名为“速战阵式”：用五百斤铜炮六十尊，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设在二层。炮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作战时转轮装药，连环套打。这种阵式是为了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和层层设防的效果。为了战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道光皇帝当时让讷尔经额按照此战阵详加训练。实际上，这种阵法依旧没有脱离开冷兵器时代的模式，对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洋人们而言，算是“纸上谈兵”。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东方帝国的皇帝居然去思考一个军事将领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道光的是触及灵魂的震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对某些军事将领变向地表达不满，干了大臣们才应该干的活，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道光皇帝内心有多愤懑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那种皇权体制下，没有人会追究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战败责任，但皇帝还是反思了自己。除了上边提到的购置武器、训练兵丁、战争创意等，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制度章程的建设是自己应该全面负责的。
道光皇帝在战后强调在军备的各个方面拟定善后章程，就是要把革除旧弊、拟定新规的措施具体列成条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相关人遵照执行，在当时来讲对于改革清军的防务体制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三日（1843年10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奏议的浙江善后事宜为例，来看一看道光皇帝是如何进行防务制度建设的。
当时的浙江善后事宜共有二十四条，大致都是对于如何增添兵力、如何增强指挥官的实战能力、如何购置先进武器，以及军费如何合理进行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例如，第十四条的水师额设战船。俟同安梭船造成试验后，按营分设；第十六条的水师营内招募善于泅水之人，教习兵拔；以及第二十一条的酌减马兵，节省经费贴补各兵奖赏等条款，都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
道光皇帝在接到穆彰阿奏议的当天，就分别谕令内阁、军机处落实执行，并进一步批示：
（浙江）巡抚亲赴乍浦考核二条，着闽浙总督明查暗访，如该提督、巡抚视为具文，并不届时亲往，以致日久废弛，即着该督指明参奏。如该督不予参奏，一旦发觉一并惩处，绝不宽贷。
有招宝、金鸡两山及乍浦等处，修复炮台，并镇海、乍浦后路添筑炮台，及海宁、海盐交界之谈山岭，建筑石寨，内修炮台，并沿海城镇择要修复，以备藏兵抄袭四条，并添置炮位一节，均系海疆紧要事宜。
浙江善后事宜的二十四条，除了针对防务问题制度化之外，也涉及了有关体制方面的改革，除了有关浙江地区特点的条文，其余条文实际上成了各地善后事宜的依据。
后世往往认为，清政府的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事实上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就已经开始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并着手进行改革，只是其力度与后来的洋务运动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如果站在中国刚刚睁眼看世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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