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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看一部电影
1964年，影片《埃及艳后》（Cleopatra）在全球上映。但是，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些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却是在两年之后，才有幸一睹理查德·伯顿和伊莉莎白·泰勒的明星风采。当时，那些影片总是公映几年后才姗姗来到我们这里，因为土耳其发行人无法支付好莱坞高昂的首映费。但这丝毫不会减弱伊斯坦布尔了解西方文化最新精华的饥渴。相反，在读到有关伯顿和泰勒绯闻的最新小道消息，看到那些令人心痒不已的《埃及艳后》的新闻和电影海报时，伊斯坦布尔人总会按捺不住地慨叹道：“好吧，让我们瞧瞧它究竟什么时候能来到这里。”
回想起我第一次看《埃及艳后》的日子，我记忆中最明晰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观看电影给我带来的战栗——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大片都常给我这种感觉。我记得，当影片中上百位奴隶在庄严的庆典里，抬着丽兹·泰勒的宝座时，她再现的，不仅是克里奥佩特拉，也是她自己闪光的职业电影生涯。我记得舰船滑过海一样宽阔的银幕，而不是蓝色的地中海。还有瑞克斯·哈里森，他替代了我头脑中的恺撒形象来教导他的儿子屋大维：一位帝王应以怎样的仪态走路，如何才算举止得体。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座位上瞻望梦想在面前伸展，从屏幕延至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就是那个同样的空间，我的自我开始形成。
怎么来解释那个空间将要发生的事呢？像所有土耳其西化的中产阶级，以及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少看“国产”电影。去电影院的时候，我所渴望的，再正常不过——让自己迷失在一系列幻影之中，让我在黑暗中进入某个故事，对这些美丽国度的俊美人物如醉如痴。同样，我还可以与西方世界正面相向，置身其中，品味乐趣。回到家中，我会用英语重复着英俊、坚毅的男主角说的冷酷台词。如同许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会格外留意他折起手帕，放入口袋，打开威士忌酒瓶，还有躬身为女士点烟的举止仪态；我总是关心最新的西方发明，例如晶体管收音机和烤面包机。这一切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席卷了维也纳。在教育部的号召下，人们开始读土耳其语版的巴尔扎克。如此这般，整个土耳其开始与西方的日常生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联系，就像观看他们的电影一样。
正因为如此，电影才变得如同旅行或喝醉酒一样有趣：在电影里，我们与他人面面相对。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会为我们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的眼睛不渴望看到别的东西；我们的耳朵无法忍受食品包装纸刺啦刺啦的声音，还有嗑坚果的声音。我们坐在这张椅子上，就是想忘掉自己的麻烦，忘记过去和将来的痛苦人生，忘记这些痛苦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焦虑。为了认同他者的形象，认同他者的故事，我们准备放弃自我，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像给一幅油画装上画框就有可能使它变成神像，电影院的黑暗也是如此。它将一切排除在外，将我们和我们的幻想框在一起。
看《埃及艳后》的七年之前，我只有五岁，有个被我们称为“电影人”的家伙，经常会到我们避暑公寓旁边的空地上来。他总是带着奇怪的机器：一架便携式放映机。他总把它支在桌子上。如果付给他五个库鲁什，你就可以透过那个视孔，转动曲柄，看上三十秒钟的电影。我记得，我曾这么着看过许多老电影的拙劣剪辑，但现在一个都记不清了。我所记得的是，每次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把头塞到用来遮挡光线的漆黑帷幕里，在黑暗中摸索视孔。那一刻，我像着了魔似的。我们不仅是在电影里与他者面面相对：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使一切都在瞬间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故事如何，电影里他者的滑稽可笑总能激起我们的渴望：渴望友谊、日常生活的乐趣、幸福、权力、金钱、性，当然还包括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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